上海的股票配资那些抗拒投充的人被当成“逃人”

文|云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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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，赘述在文章结尾
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
400多年后再看，多尔衮给华夏带来的四大灾难，依然让人震惊不已。他不仅夺走了一代人的生命和土地，更留下一个压抑的时代。这不是某一朝代的过失，而是一场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文化与制度清洗。那些伤痛，到今天还无法被轻易忘却。

一刀斩下血脉与尊严

1645年，江南刚刚归顺清廷，满洲统治者坐稳北方，还未完全掌控南方百姓的心。就在这个节点，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颁布剃发令。成年男子必须剃去前额头发，编成满式长辫，否则视为抗命，斩立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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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道命令下得很快，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震荡。头发在汉文化中，不是普通的装饰，而是血脉延续的象征。从小受教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，很多人宁可死，也不愿剪去一缕头发。这不是迷信，是三千年文化的根。

江南士人最先爆发大规模抵制。嘉定三屠、江阴十日，成千上万拒绝剃发的百姓被屠戮。一家一家地清算，街头尸横遍地。没人能逃得过，连孩童都未能幸免。辫子没落地，脑袋就落地。

清廷一边杀，一边逼。一手持刀，一手拿笔。剃头成为辨忠奸的标志，不剃就是反贼。这不再是发型问题，而是生死命题。

一时间，理发师比官兵更可怕。每个村子都必须设剃头站，户户自查，邻里互告。一旦有人顶风留发，全村牵连。忠孝节义、家国情怀，都变成割发的绊脚石。

更悲哀的是，很多读书人甚至被逼作出选择：保住性命，还是保住儒家信念。有些人屈服了，从此抬不起头；有些人殉道了，尸骨无存。

剃发令背后的实质，是一场有组织的文化征服。让一个文明在外形上完全臣服，再逐渐从内部打碎。多尔衮用这道令，斩断了一个民族的颜面，也让整个王朝的统治打下了恐惧的底色。

一夜之间，百姓变奴

剃发是文化上的割裂，圈地则是生活上的彻底掏空。满清入关后，为了奖赏八旗子弟，大规模划拨土地。各地官员被迫配合，将汉人田产登记入册，归入旗人名下，称为“官地”或“庄田”。

百姓的反应很简单：昨天还在自家地头耕作，第二天突然发现地不是自己的了。收成也得上缴，连口粮都不够。哪怕一家几代辛苦开垦的田地，也在一纸命令下化为乌有。

更残酷的是投充制度。原本自由身的农户，被迫“投充”为旗人家仆、田奴。名义上是自愿投靠，其实是无奈求生。旗人不劳而获，坐等收租；汉人终日劳作，换来苟活。生不如人，死也无人理。

那些抗拒投充的人被当成“逃人”。凡逃人者，不仅本人要抓回来处死，藏匿者、邻居也要受连坐。官方设立“缉逃机构”，一抓就是一家，拷问连夜，打得人不成人形。有的地方为躲避追捕，村庄整户集体逃亡，沿途尸体遍野。

南方部分州府甚至出现“宁为流寇，不为官奴”的标语。人被逼到绝境，才不惜铤而走险。而地方官府夹在中间，不得不屈从上令，导致基层动荡不安。

圈地不仅剥夺了土地，也瓦解了原本乡村的自给体系。地主失去根基，读书人无地可耕，农民陷入无望循环。一个社会，如果连基本的土地都不属于人民，那么安稳与尊严就只是空话。

满清用这一套制度，将南方百姓硬生生压进了另一个社会阶层。没有权利，只有服从。一个本可以凭耕作活下来的民族，被转变为依附于征服者的工具。这种彻底的经济割裂，比打仗还要致命。

铁蹄下的零成本征服

明末清初，大屠杀不是一时的愤怒或偶然事件，而是一种“政策性暴力”的延伸。在多尔衮主政的初期，每一次平乱，每一场剿抚，背后都伴随着层层审批与杀戮授权。屠城，不只是杀敌，更是杀民、杀族、杀声望、杀抵抗意志。

最触目惊心的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。扬州当时为南明重要重镇，多尔衮派多铎率军南下，遭遇地方抵抗。进城后，清军开始“以杀立威”，整整十天，从街头到巷尾，从寺庙到学宫，无差别清洗。

尸体堆满巷口，血流进下水道。年迈者当众被砍，妇女被迫剃发再杀，幼儿被投井。整座城像被抽空了生命。人们不敢出门，尸体三天无人收，火化后灰飞满地。扬州之灾，不是战争，是人间屠场。

嘉定屠杀更甚。百姓曾发动小规模自卫反抗，清军围城数日，强攻之后一律屠灭。从城门内到城墙边，血迹难洗。读书人一律列入“意图煽动”之列，全部绑走斩首。民宅被焚，祠堂被毁，千户之城化为焦土。

这类事件不止一两次。杭州、苏州、昆山、江阴等地陆续遭遇同类命运。每一次，只要地方组织起反抗的迹象，不论大小，清军一律按“敌意聚集”处理。一封密报，一道将令，数千人命随即烟消云散。

屠杀的恐怖不仅在死，更在之后的“示众”。清军喜欢把斩下的首级挂在城门或树干，用以震慑生者。每一具尸体，都是他们维护秩序的标签。他们不在乎百姓的看法，也不关心是否冤屈。他们只看结果：城静，民散，敌息。

这种体系化的屠城模式，为满清扫荡南明提供了最低成本的路径。不必长期攻坚，不必思想感化，只要让人害怕就够。在这种逻辑下，百姓已经不再是王朝的根基，而是军令后的“变量”。活着的，要服从；不服的，要消灭。

而这一切，是由多尔衮亲手设下的模式。每一份屠杀通告，最终都指向一个中心意志——将南方化为可以管理的“土地”，而不是可以反抗的“人间”。

一个时代的坍塌

除了血与火，多尔衮还推动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灾难：民族割裂。他建立了满汉之间的严格等级制度，从户籍、婚姻、教育到服饰，无一不体现出“谁是主、谁是从”。

旗人与民人的界限是死线，不许跨越。汉人不得入八旗，不得佩戴满式服饰，不得居住于旗人区域。甚至连走路的路线都有分界。市场设立旗人专市，价格特供，物资优先。汉人只能在外城交易，且须避开皇城禁区。

在制度设定下，整个社会被分为几层，旗人处于金字塔顶端，享有土地、俸禄与特权；而汉人，即便是读书人，也只能在规定范围内活动，做一个驯服的“文化符号”。

更深远的打击，是文化话语权的剥夺。书院被查禁，私人讲学被视作聚众图谋。许多原本传承百年的地方文脉，因清廷不信任而被关闭。祖庙不得修，祭孔变形，典籍焚毁，旧礼崩解。汉文化进入了压抑与重塑的年代。

很多地方，读书人成了“工具型文人”，被迫修史、撰词、代笔、写奏章。他们不能自创诗文，也不能表露对故国的感情。所有文章必须立场先行，内容服从皇权。儒家精神不再指引社会，而被纳入一个“为统治服务”的话语系统。

更深的裂痕发生在人心。汉人与旗人的对立情绪越积越深。彼此之间防备、猜疑、蔑视，形成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。这不仅破坏社会信任，也让无数原本可以共同生活的群体分崩离析。

一代人沉默了，两代人顺从了，三代人麻木了。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残，不过一百年。多尔衮不需要让所有人认同满清，他只需要所有人闭嘴、低头、照做。

这种深刻的民族分裂，不以战争形式表现，却比战争更持久。直到后期清朝衰败，许多民间反清言论再现，依旧以“种族压迫”为主题。这说明，这一刀割得太深，留下的痛无法愈合。

400多年过去了，历史已翻篇，但许多伤口依然在历史记忆里隐隐作痛。多尔衮带来的，不只是皇权更替，更是文化瓦解、社会畸变和人心撕裂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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